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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整理与辨伪求真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5 20:33:12 阅读: 来源:榛子厂家

古籍是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,这些文字记录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,并须有明确的时代和作者等,事实上这些基本要求常常不能满足,这样的问题是整理古籍者会时常遇到的。远在战国时期,这个问题就受到重视了。如孟子说: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,吾于《武成》,取二三简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,以至仁伐至不仁,而何其血之流杵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》下)《武成》是《尚书》中的一篇,记武王伐纣事,孟子认为其文写得过于夸张,不可尽信,所持理由虽然主观性较强,态度是可取的。东汉时班固着《汉书·艺文志》,明指一些古书为后人托名之作,如杂家,“《大禹》,三十七篇,传言禹所作,其文似后世语”。农家,“《神农》二十篇,六国时,诸子疾时怠于农业,道农耕事,托之神农”。后世各代都有人指出一些古书名实不相符合,认定是伪书。清代的姚际恒所着的人,即称为《古今伪书考》。民国时期,梁启超着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着重发挥辨伪之义;又着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,在总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战国以来从事辨伪的人和着作。又张心微着《伪书通考》,把过去有关辨伪的书和事都集合起来。当时辨伪的风气盛行,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,许多古书的伪托之迹都被揭露出来。这原是一件大好事,而由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,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(详见下文)。又因辨伪是一项细致深入的工作,一般人既缺乏认识,更无此功力,于是视辨伪工作为可有可无之事,因而许多伪书反在古籍整理的名义下,散播流传起来,成为批判地接受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大障碍,本文只能原则性地指出一些要点,细节则旧日的辨伪之书多有论述,今可从略。

往日学者所做的辨伪工作,最大的偏差是只辨明了古籍的内容与作者的时代不合,或与作者的思想事迹不合等,便定为伪书。这样做的结果,许多极受尊重的古籍显露了原形,使一些人产生了失落感。如经书是历代最受重视的,其中的《尚书》称为《古文尚书》者二十五篇,被证实为伪书,《今文尚书》二十八篇,其中也有一部分为后人所作,并非当时人的纪录。《易经》中的十翼,相传为孔子所着,终被证明为秦汉时人的作品。《周礼》一书,向来认为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成就,经多方面证明,其成书时代不能早于战国时期,与周公无关。我们一向是以有五千年文明古国自豪的,其证据即在有许多古书记载,忽然大部分被证明是伪书,产生失落感是不难理解的。其实从考古的发现看,我国的古代文明不止有五千年,不过不是伪托的古书所说的那个假象罢了。原来古书辨伪是一项革命性质的工作。革命工作,一般要分为消极性的破坏和积极性的建设两个阶段。辨伪必须打破旧的体系,正是破坏性的工作,重要的是必须继之以求真的建设性的工作,在辨伪之学盛行的时候,这一点便未做到。如梁启超的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,总论部分共分五章,其中一至四章,详论辨伪工作的必要、伪书的种类和来历及辨别伪书的方法等,并历述了辨伪学的发达情况。只有第五章是对伪书的评价,内分四点:(1)保存古书;(2)保存古代神话;(3)保存古代制度;(4)保存古代思想。这部分略具辨伪的积极意义。总论部分共六十八页,第五章只占二页稍强,与前四章的比例是33:1,轻重之间极为明显,在读者的思想上产生失落之感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考辨伪书既缺乏建设性的求真工作,对于论定为伪书者,不知如何运用,惟有置之不顾,形同弃物。如《古文尚书》二十五篇被论定为伪书后,在清代学者便只讲《今文尚书》二十八篇,甚至科举考试也不从《古文尚书》中命题。其实伪书的焦点是名实不相符合,当把名实求得一致的时候,伪书仍然会起到真书的作用,如伪《古文尚书》是魏晋时人作的,冒称为夏、商、周时之书,自然是伪书,在确定其为魏晋时人所作的事实后,其书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,这时就不能视为伪书了。如《五子之歌》为骈体韵文,与魏晋时期的文风一致,便是文学史上的绝好资料。又如《武成》篇:“我文考文王,克成厥勋,诞膺天命,以抚方夏。”按“方夏”一词,在汉代以前绝不见使用,而是魏晋时期方通行的。笔者发现此情况后,和顾颉刚老先生谈到时,顾老高兴地说:“这是伪《古文尚书》晚出的一个铁证,闫若璩等还未见指出来。”更为重要的是,伪《古文书》与伪孔安国《尚书传》,和王肃的经说多相一致,原来汉代的经学占据了学术主流,而汉末的郑玄成为垄断经学地位的大师,王肃要和他争夺经学大师的地位,伪造经书和传注是一个省事而有力的手段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书,便都是可宝贵的真实资料,而不是伪书了。

古籍辨伪另一个重大的偏差是推广工作不够,被论定的伪书只为少数人所了解,多数人未能接受,甚至不为多数人所知,而传统的影响又根深蒂固,以至一班人对于伪书伪史不加辨别。如“三皇说”,在古代原无其事,不过是战国秦汉以来人的设想。远古时期原为部落林立的状态,当时只有单独活动的部落或部落联盟,没有三皇那样的统一朝代,从远古的传说和现代的考古发现,都可以充分证明。后人习惯了统一的朝代,于是把远古时期也说成为统一的朝代,一些伪书和伪史由此产生出来。这些伪书和伪史,常常附会一些古代传说中实有的时代和人物,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炎帝、太昊、少昊、颛顼、祝融等,将他们列入三皇五帝的系统,构成一套完整的历史假象,这是根本不符合古代史实的。而为历史假象所附会的古代传说,其中常常包含了一定的史实素质,应该受到重视,所以要与历史假象严格分开。历史假象,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是一无足取的,而在研究古代史学史时,则可以说明古代史学如何走了弯路,就是变无用为有用了。

伪书伪史能够长期存在,有两个重要条件,主要是其内容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,其次则一般人的童蒙好奇,也起了很大的助长作用。如伪《古文尚书·大禹谟》有四句话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”这十六个字成为宋代理学家的理论核心,称为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的要诀,他们对于《古文尚书》虽有所怀疑,而始终不敢定为伪书,到清初发生了汉学与宋学之争,伪书之案方为汉学家所论定。至于一般人的好奇心理,如历代君王多有异常的传说,秦始皇被说成为吕不韦之子,晋元帝被说成为小吏牛金之子,元顺帝被说成为宋德佑帝之子,清乾隆帝被说成为海宁陈氏之子,虽为捕风捉影之谈,而流传不绝。明建文帝之出亡为僧的传说,其产生之迹更为明显。明英宗正统年间,僧人杨应祥冒充为建文帝,事败被诛,而建文为僧之传说则因之而起。《从亡录》、《致身录》等伪书随之而出,《传信录》则称明宣宗为建文之子,宣宗生于建文元年,附会之说盖由此而起。可注意者,这些荒唐的说法,虽为识者所斥,而流行自若。《明史》绝不言其事,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则照录其文,《致身录》等后世且多翻刻。这类书绝无史料价值可言,惟可以说明其传说与流传乃对建文帝有同情怀念之意,及某些人之童蒙好奇而已。

在整理古籍的辨伪工作中,由于消极性占了重要的成分,加上所引起的浓厚的失落感,以至一些人产生了反感,不仅不重视求真的工作,反以为辨伪是多余的,不必要的,于是谬误的说法依然流传于世。如有些刊物列举我国古代许多第一的纪录,其中一项是关于日蚀的记载,以《尚书·胤征》之文为证,说是夏代仲康时期之事。其实《胤征》是伪《古文尚书》,不足为据,其文原出于《左传》(昭公十七年),并未言明为仲康时之事。梁启超曾指出一些西方学者上过《胤征》篇的当,说这些人不明伪书的真相,“可笑亦可怜也”(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第五章第二节《鉴别史料之法》)。可是我们自己的人,远在梁氏着书之后,还要犯这样的错误。

古籍整理,近年来在国家领导同志的重视下,经多位学者的努力,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古籍,不过一般的形式只是标点校勘,加上一篇前言或出版说明,很少作进一步的探讨。甚至有人说,辨伪求真是研究工作,不在古籍整理的范围之内。点校与注释为治标之事,辨伪求真方有利于古为今用,目前的形式显然有所偏重,不利于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,这是应该予以重视的。

以上原则性地指出辨伪求真的重要性,下面谈一点具体的问题。过去整理古籍注重辨伪求真,主要是在经学分为今文与古文学派开始的。经学自汉代以来据有学术思想的主要地位,而分为今文学与古文学二派也是从汉代开始的,今文学派最先立于学官,由博士主管,古文学派后起,要争立学官,于是二派以所持经书的真伪发生了争论。今文派说古文经是伪书,古文派则说今文经残缺不全,不如古文经齐备。二派的争论,钱玄同先生有一个有趣的比喻,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个故事,两个女人同时和一个书生要好,于是互相攻击,在互相揭底中显露出真相,原来一个是鬼,一个是狐狸,都不是人。

关于经学和今文与古文学派的争论,我们都不必参与,应重视者则有二点。其一是所依据的经书确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,不因其与经学有关而被否定,尤以二派争论最激烈的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和《尚书》三部经书,关系最大。《周礼》一书,古文学派说是周公辅政致太平之作,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,但其书记载了古代社会、经济、风俗、制度等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,这是其他古籍不能与之相比的,作者的主名和时代,都难考定,约略计之,决不在战国以后。其书原名《周官》,刘歆改称《周礼》,今文学派便称为刘歆伪造。不免为过甚其词。《左传》原名《左氏春秋》,是配合《春秋经》而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,《春秋经》以鲁国之事为主,《左氏春秋》则扩大到列国之事,形式上仍以鲁君纪年,而非阐释经义。所以今文学派谓“《左氏》不传《春秋》”,这是对的。《左氏春秋》改称《春秋左氏传》也始于刘歆,今文学派便坚持刘歆伪造之说,同样是过甚其词,不须详辨。关于春秋时期及其前的历史,《左氏春秋》是最重要的资料宝库。

《古文尚书》的情况,与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二书的性质不同,其书为魏晋时人所作,伪托为西汉时孔安国得自孔子的故宅中。作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,将战国以前各古书引用的《尚书》原文都收集起来,按照儒家思想,用《尚书》的形式,编写为虞夏商周之书,实为有意作伪,而很能以假乱真。为了解开其伪造之迹,经学家费了很大的精力,逐字逐句进行了分析,于是发展成为考证之学,这套方法是我们应予以重视并保持下来的另一个重点。伪《古文书》的内容不能用以证史,本文上篇所举夏代日蚀之例,就使很多人受其愚弄。而在说明汉魏间学派的关系方面,则为很好的直接史料,也就是伪书起到真实的作用了。

以《今文尚书》二十八篇为真者,乃就其确为伏生所传而言,《尚书》的本意为古代史官记言之书,据此权衡,则《今文尚书》中之《虞夏书》与《盘庚》篇以前各篇都不是古代史官所记,其中一部分为后人改,一部分为集合传说以成书。传说与史实虽有距离,而常有踪影可寻,如《尧典》中有个政治地位很高的四岳,他向尧推荐鲧治水,九年无功,后来又向舜推荐禹为司空以平水土。其实四岳是禹治水的助手,其政治地位是因治水成功得到的,传说将他的时间提前,但仍与治水有关系,可见传说在演变中仍保留着史实的形迹。这已入于专题研究的范围,在古籍整理中不必深论。在《盘庚》以后的各篇中,也有明显存在着真伪问题的,如《洪范》、《金滕》等篇,性质都比较复杂,由此可知古籍整理工作的复杂性,不可轻率对待之。《今文尚书》之伪多出于传说演变,与《古文尚书》之有意作伪者,性质不同,在适当的条件之下,仍可有证史之用。

经学现在已如僵尸,但经学所依的经书,是极重要的古史资料,因今古文派互相揭短所建立的考证方法,也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,这是应受到重视的两点。不仅如此,在繁杂的注疏方面,也保存着重要的史料,如赵翼在《廿二史记》中 (卷15《魏齐斗秤》)据《左传正义》(定公八年)指出:“魏齐斗秤于古二而为一。周隋斗秤于古三而为一。”就是很好地利用了注疏的资料。如果讲经学史,这更是不可忽视的直接史料了。所以古籍整理不要以圈圈点点自限,而要重视原书的真义,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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